从山西中部、北部出发，一条路向西，经杀虎口出关，进入蒙古草原；一条路向东，过大同、张家口出关进入蒙古。题主所说走西口应该是第一条线路。西口泛指晋商、陕商出关与内蒙外蒙贸易的地方，人们背井离乡的目的就是解决温饱问题，所以叫走西口。

杀虎口原名杀胡口，在山西右玉县。其地势险要，是一个天然关口。胡的本意就不多做解释，但为缓和矛盾后来改名叫杀虎口。

走西口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迁徙事件之一，原因是山西部分地区土地贫瘠，自然灾害频繁，生存环境的恶劣迫使晋北很多人到口外谋生。无数山西人、陕西人背井离乡，加快了与蒙古草原的各项交流，带动这一地区的发展。

谢谢题主提问。几年前，我曾走过西口，还写过一篇游记《夜走杀虎口》，对此事有些了解，可以回答此提问。

何谓走西口？

在中国明清两代的历史上，除了由官方主持的“湖广填四川”外，还有三次民间人口大迁徙，这就是“闯关东，走西口，下南洋”。其中的“走西口”，是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400余年间，无数山西陕西人背井离乡，前往蒙古草原谋生的大迁徙，史称“走西口”。

走西口的路线。

西口是一个地域概念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

广义的是指张家口以西的各处通往绥远（今内蒙古中部）的关塞隘口。

主要有三条线路：

第一条：是从杀虎口直出山西，抵达归化（今呼和浩特），继而前往俄蒙交界的恰克图；

第二条：是从河曲、偏关西渡黄河，从准噶尔旗北上归化、包头；

第三条：是从榆林、神木取道鄂尔多斯，前往河套。

狭义的走西口仅指从晋西北出杀虎口北进绥远的线路。

民谣云：“东有张家口，西有杀虎口，出了杀虎口，两眼泪双流”，说的就是经杀虎口西去的路线。那首撕心裂肺的民歌《走西口》，唱的也是这里的事。

为什么要走西口？

其实，在明初尚无“走西口”之说，在此之前的元朝本来就是从蒙古高原入主中原的，那时的中原、蒙古是一体的，更不会有走西口之说。后来朱元璋率军摧毁了元朝，将忽必烈的子孙赶回了漠北草原。为防止蒙古骑兵再次入侵，朱皇帝下令修葺毁损殆尽的长城。几十年时间里，朱明王朝把长城从辽东一直修到了嘉峪关以西，并派大军驻守各关塞隘口。如此一来，高墙壁垒便阻隔了蒙古与内地的正常往来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杀虎口成了出入蒙古的唯一通道。

当时山西陕北一带人口稠密，土地贫瘠，十年九旱，民不聊生，每遇荒年灾祸，大批的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寻找活路。而蒙古高原此时地广人稀，土地肥沃。自古以来，蒙古高原上的民族只习游牧不事农耕，这些地方自然成了灾民走西口的首选之地。大批的山西农民携家带口从杀虎口前往归化、鄂尔多斯、包头、河套一带开荒种地从事农耕。到清初康熙三十六年（1697）开放边禁，允许陕晋灾民到禁地（长城北五十公里无人区内）垦殖，于是大批的晋陕人从各关塞隘口，前往内蒙古种植、放牧和经商。这一大规模的迁徙现象在民间便称之为“走西口”，持续了400多年。

走西口的历史意义。

千百年来，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虽然剽悍强劲，其铁蹄曾多次踏破中原王朝的金銮宝殿和欧洲人的王宫尖塔，然而生产力却极其原始低下。在绵延400余年的走西口中，晋陕人带去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文化和商业贸易，改变了单一的游牧方式，使阴山以南广大地区成为农、牧、商并举的多元化社会。人口的流动带动了文化的传播，文化的传播又拉近了民族间的距离感，增强了认同感，民族融合在走西口的过程中渐渐成为趋势。

杀虎口在走西口中的历史地位。

杀虎口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长城边，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。北距呼和浩特120公里，南至朔州110公里，东离大同85公里，历代皆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清《朔平府志》载：“杀虎口其地内拱神京，外控大漠，实三晋之要冲，北门之扃钥也。”又说杀虎口“扼三关而控五原，自古倚为险要。”

杀虎口之名来源也很有意思。杀虎口在先秦两汉期间，仅是一条通道，称为参合径，唐以后开始设立隘口，称白狼关，到宋改名牙狼关，明朝为抵蒙古瓦剌部南侵，大军多次从此地出征大漠。不知是那位豪气冲天的将军，为激励士气，改名为“杀胡口”。胡者胡人也。到了努尔哈赤入主中原，也许是满人与蒙古人同属游牧民族，脉源同宗，不能同宗相杀，又改为“杀虎口”。到清末民初时，大天大乱，杀虎口成了兵匪聚啸，打家劫舍，杀人越货，走西口之人心惊胆战畏之如虎之地。十几年前，一部《杀虎口》的电视剧，把它名气形象地展现在现代人的面前。

尽管如此，在漫长的岁月里，从杀虎口前往内蒙古的人最多，在三条走西口的路线中最为重要，有着不可撼动的历史地位。

（图片来自网络）一一一一一一一